近代中国影响国际政治的三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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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利用时间维度，我们可以考察商品在帝国时代和近代中国的边疆内外流动。与许多陈词滥调的描述相反的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帝国。例如，所有朝代，汉人总是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关键性战略物资——马匹，他们在中国的内地养马很不容易，于是他们只好从游牧地区获取。他们促进与游牧民族的联盟和贸易关系，向他们出口像茶叶、丝绸之类的产品以换取马匹、兽皮和羊毛，而这正是导致著名的丝绸之路产生的主要原因。
环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它引领我们思考国界之外的问题。如果我们跟随鱼群、茶叶、毛皮和其他商品穿越政治和生态的界限，我们会发现许多政治、环境和经济之间互相作用的让人着迷的故事。
*文章节选自《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美] 濮德培 著 三联书店2018-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跨越边界的环境史：
近代中国的毛皮、茶叶以及渔业
文 | [美] 濮德培
自然当然不会知道国家或政府是什么。动物、植物、水和气候不会受到由人类政治体制界定的各项限制，环境史应该提供一种摆脱民族国家的视角，然而大多数环境史学者仍然在讲述国家的故事。正如理查德注意到的一样，“环境史似乎平行于国家史，尽管很难相信只是自然自身与国家平行而已”。他们会关注单一民族国家（比如19世纪的美国）的政治经济，或者像在中国一样只依靠官方或帝国体系下产生的单一的语言资料。你可以认为人类写作历史是为不同的人群，而不是为动植物著史，并以此来为这些局限性辩护，但是为何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必须与自然保持遥远的距离呢？书写环境史是重构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重建人类之间超越语言、文化、地理和时间界限之外的关系的一种途径。
商品史——跟踪一种或者多种参与全球贸易的天然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地的销售路线——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这已成为通俗历史读物非常流行的写作类型。现在已经写成了大量的商品史，它们名称的首字母可以从A排到Z。这些商品包括苹果、蜜蜂、鳕鱼、咖啡、森林、毛皮、海鸟粪、翠鸟羽毛、鸦片、橡胶、香料、郁金香、鲸、酒和锌等。这些历史之所以能吸引公众是有原因的，它们反映出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消费品的广泛网络，尤其是食物史可以把宏大的全球史与我们的身体联结到一起。这样，当我们在吃香蕉时，就会思考它的产地，杀虫剂和转基因的效果，甚至那些种植和运输香蕉的人以及获利颇丰的大型农业公司（agro businesses）等，甚至还会想到政治上极度倚重香蕉的“香蕉共和国”。学术研究可以试着保有这种类型的叙述方式和个人兴趣，同时，也可以寻找更加广泛的原始资料，在更长的一个时段内考量这些货物在贸易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社会和经济过程。
利用时间维度，我们可以考察商品在帝国时代和近代中国的边疆内外流动。与许多陈词滥调的描述相反的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帝国。例如，所有朝代，汉人总是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关键性战略物资——马匹，他们在中国的内地养马很不容易，于是他们只好从游牧地区获取。他们促进与游牧民族的联盟和贸易关系，向他们出口像茶叶、丝绸之类的产品以换取马匹、兽皮和羊毛，而这正是导致著名的丝绸之路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不仅仅是全球贸易的经济史，这些贸易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有经济和战略上的价值，而且还引发了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接触。帝国时代的官员和商人研究中欧亚消费者们的口味，以便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生产地根据外国消费者的要求改变商品的特点，作为对外部需求的回应，运到中欧亚的丝绸是如此，19世纪送到欧洲的瓷器和茶叶，甚至是现在来自中国的冰箱都是如此。通过一种近代早期的“市场调研”，出口商品因此刺激了人们加强对核心区之外世界的认识。
不仅如此，贸易商品本身也会传播两边的文化价值观。例如，佛教的宗教物品在中国内地、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流通，会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交流圈，并蔓延到各地的宫廷集团、香客、商人、僧侣和旅客之中。贸易地点和交易物品加强了共同的理解，即使那些人和物品来自遥远偏僻、生态各异的地区。
既然边疆和边界在全球贸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应该描述生产地点、边陲小镇以及那些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路线。
赞米亚的地理观以及对物流的关注，为把中国近代史与世界各地联系到一起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会简要讨论一下不同世纪内的全球性商品：毛皮、茶叶、鱼，来说明位于国家边缘地带或更远一些的赞米亚地区与全球物流之间的联系，这些物流把清帝国或民国的中心地带与外部的全球市场联系到一起。
Zomia（赞米亚），Zo是遥远山地，Mi的意思是人民，人类学教授詹姆士·斯科特使用Zomia一词指代从印度北部纳迦和米赞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以东的山地，居住其间的百姓在文化、语言上千差万别。斯科特将Zomia看作一个区域，强调其在河谷地区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俄国与中国的毛皮故事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涉外谈判的典范，它确保俄国进入中国市场，以高昂的价格售卖貂和狼獾的毛皮，并要求中国为俄国提供瓷器、丝绸、金银、茶叶，并为其北方的卫戍部队提供供给。两个帝国的代表在尼布楚相会，为了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想发展贸易关系，另一个则要控制蒙古、通古斯以及其他部落的流动性。该条约让这两个野心勃勃正在向外扩张的帝国之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外和平。
毛皮故事起源于俄国。毛皮在俄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直是个关键的因素。1582年当哥萨克人打败了西伯利亚汗国（Khan of Sibir）之后，俄国人为了追求贵重的毛皮快速向东推进。
他们强迫原住民上贡狐狸、海狸、黑貂等“贡物”，并把它们送回莫斯科。他们在大河边上建立起一个个堡垒，当作收缴贡物的据点。当他们快速搜刮完一个地方的毛皮之后，接着向远东扩张，北方的弱小民族无法抵挡这种军事扩张。但是当俄国人向南扩张时，遇到了蒙古人和满人的抵抗。因此，整个17和18世纪俄国的征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的北部，于1648年到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Okhotsk）。1741年，他们继续穿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并追寻海獭南下到北美沿岸，因为其他提供毛皮的动物都被赶尽杀绝了。
哥萨克首领叶尔玛克征服西伯利亚，瓦西里·苏里科夫绘
俄国扩张的原动力并不是俄国政府本身，而是听命于俄国政府的一群自治的哥萨克人、像斯特洛加洛维斯（Stroganovs）家族一样资助征服和贸易的大商家，以及独立的小企业家。政府只能通过征税、建立垄断权来涉足贸易，但绝不能完全控制贸易业务。毛皮贸易有益于政府财政的优点与它对生态破坏的缺点一样多，毛皮税占政府收入的7%～10%。毛皮供应在17世纪中叶开始下滑，特别是当俄国为当地的猎兽人提供枪支和金属的圈套之后。由于黑貂不是一种擅长迁徙的动物——它会终生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固定的区域，而且也没有天敌——因此它极易受到人类的捕猎。仅仅是一个为完成年度配额的猎人就可以消灭好几百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黑貂群。随着当地民族对贡物索取的反抗、把毛皮运回莫斯科运费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少的动物数量，中国市场便让人神往。
自从17世纪初俄国开始听闻清帝国的繁荣时，就一直努力寻找通往中国市场的途径，17世纪中叶几次前往中国的使节就已认为与中国进行毛皮贸易会非常有利可图，毛皮已经变成中俄之间的大宗商品，它们从北京主要换回丝绸和其他纺织品。
然而黑龙江地区游牧部落的效忠问题让正常的贸易停滞了20年，处在两个帝国“中间地带”的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群，他们有的生活在森林中，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还有的是金矿工人或牧民。他们为着自身利益变换着效忠的对象，他们同时向俄国和大清的代理人“宣誓”效忠和交纳贡物，但是到交纳贡物的时候，他们随意违背诺言、推卸交纳贡物的责任，而俄国和清帝国则为争取这群人的效忠而战，拒绝军事冲突时的合作。
到17世纪中叶，两个帝国都面临要与对方和谈的强大压力。黑貂毛皮已搜刮殆尽，来自西方市场上北美的毛皮已经威胁到了俄国的对外市场，清朝这一方则遭遇了准噶尔蒙古这个主要的军事对手，它害怕俄国和准噶尔蒙古的联合会严重威胁清政府对中欧亚的统治。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涉外谈判的典范，它确保俄国进入中国市场，以高昂的价格售卖貂和狼獾的毛皮，并要求中国为俄国提供瓷器、丝绸、金银、茶叶，并为其北方的卫戍部队提供供给。两个帝国的代表在尼布楚相会，为了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想发展贸易关系，另一个则要控制蒙古、通古斯以及其他部落的流动性。该条约让这两个野心勃勃正在向外扩张的帝国之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外和平，因为两个帝国都坚信要武力征服对方，无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不像此后19世纪外国列强和中国签订的几乎所有条约——先在战场上打败中国，然后再强迫中国在贸易上让步。与俄国的条约是在双方军力相当的时候议定的，而且当时还有影响两边战略思考的第三方在场，包括准噶尔蒙古和其他部落。《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都保证了有益的边界贸易，并为最终击败准噶尔提供了保证，此外还使得两个帝国通过边界划定、地图绘制、人种调查以及移民控制等把两者争夺的边疆地带及人群变得“清晰可见”。
18世纪，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毛皮贸易迅速增长，到1800年，尽管毛皮税收相对政府税收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是这项贸易对于政府和私有商队仍然有利可图，大部分利润来自中国市场。
毛皮对于俄国的经济很重要，但是它也在清政府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把黑貂毛皮作为贡物意味着东北的民族成为清政府的臣民，这种贡赋关系也认可了清廷对这块生态区域的控制。对于捕猎人而言，提供贡物也让贸易得以进行，对清廷而言，上贡意味着当地百姓的臣服以及清廷对东北地区的合法拥有。不管在俄国还是东北地区，对这些特定生态区采取强制政策和商业手段攫取毛皮都有利于帝国对疆域的划分、土著居民的控制以及在边疆地区的扩张。
茶叶的故事
来自中国山区的产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外交、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已经长达许多世纪。19世纪中华帝国的衰落实际上与它保护的这些产业在与外国竞争之中的失败紧密相连。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外国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对茶叶的需求引发了针对中国的几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意在打破贸易的不平衡，因为外国对茶叶的需求量十分巨大。
对茶叶的考察是一种可以把几种不同方法联系起来，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研究的环境史。我们从赞米亚山区这个全球商品原产地入手，然后顺流而下，抵达港口，穿越大洋。在每个地方，这件商品会遇到不同的经济和环境条件，其质量也随之改变。最后，消费者对不同种类茶叶的需求又会沿着贸易的链条影响这些山区的生产环境。同时，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竞争，生产和消费的环境也时时在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乎生态变迁、不同的人群以及全球经济之间的动态历史，把遥远的山区与亚洲和西方世界的城市中心连接在一起。
因此茶叶的历史包括边疆移民、全球竞争、流动人口，以及政府对脆弱生态的影响。茶叶在中国当然历史悠久，但是这里我只讨论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以两个产区为例：云南的普洱市和福建的武夷山区。
今天到访中国的西方人或许会得到品尝普洱茶的款待，普洱茶产自中国西南的云南山区，品茶专家认为普洱茶是当今中国生产茶叶当中的上乘之品，最好的茶饼每块售价高达几千美元。普洱茶带着刺鼻的烟味，是一种需要适应的味道，并不太合西方人的口味，不过西方确实有些人喜欢它。
但这并不新鲜，来自中国山区的产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外交、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已经长达许多世纪。中国政府把这些产品当作外交活动中的礼物、税收的来源，在和他国的交往中用于显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像丝绸和瓷器一样，茶叶过去也是中国的垄断产品，所以它带有神秘的气息，既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华，也为世界所喜爱。外国人争着要发现这些中国产品的秘密，最终他们成功地生产出来，然后中国丧失其垄断地位，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的新时代。19世纪中华帝国的衰落实际上与它保护的这些产业在与外国竞争之中的失败紧密相连。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外国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对茶叶的需求引发了针对中国的几十年的战争，这些战争意在打破贸易的不平衡，因为外国对茶叶的需求量十分巨大。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英国认为他们花费太多白银从中国购买茶叶，所以他们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以扭转贸易逆差。因此，通过将茶叶视作一件全球产品，我们可以把茶叶贸易当作中国至少从公元1000年至今几个世纪发展程度的指标。
茶叶是一种山区产品，我们可把它看成引发全球需求的许多种亚洲热带山区作物中的一种。赞米亚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西部以及广东西部地区，我们还可以加上四川西部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和台湾的丘陵山地。在这些地区，山区与深河谷地分隔开来，也把人们分为低地人民和高地人民。中国和其他低地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渗透十分缓慢，但是这个地区存在独立于这些政府之外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山地人民种植的谷物从四面八方运输出去，跨越了现代国家的边界。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藏以及缅甸和越南之间有着它们与内地之间一样显著的贸易联系。
斯科特认为，和低地人民不一样，大多数赞米亚地区的居民是为了逃避低地政府的人群，因此，具有与低地人民根本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寻常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政治和文化形态，这也是一种有用的理想类型。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这两种生活形态两极化，在日常社会实践中，很少有人群是某一纯粹的类型，中间地带无处不在，这些地带正是商品流通、文化象征以及外交活动进行的场所。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美]詹姆士·斯科特 著 王晓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
西南的山地王国和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具有一些相似性，在这两处地方，都有移动的部落人群。在西伯利亚地区是那些逃避农奴身份的俄国农民，他们在政府势力不能到达的偏远地区寻求避难所。哥萨克人来自乌克兰与伏尔加河的边界地带，他们由逃兵、游牧人员、出自农奴阶层的难民等组成，这与赞米亚人群是一致的。不同点是，他们自发组成独立的军队，为沙皇俄国服务。但是哥萨克人或者中国士兵的军事据点在林海雪原和崇山峻岭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们可以从当地人民那里抽取“贡物”，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很脆弱，来自邻近地方的影响与那些帝国的影响一样强烈。
正是在这种特殊空间和关系下的中国和印度的山区生产了作为全球产品的茶叶，赞米亚地区的人群的确参加了这种贸易。他们是在福建和云南采摘茶叶的流动的劳动者，有些人自己就种茶。然而，中国农民会深入山区种植茶叶，福建和广东的中国商人则会逆流而上去选购最好的茶叶，进行加工之后再把它们带到下游地区。
英国和美国商人也会到福建买茶，而法国人则通过越南来到云南寻求山货，俄国人也会从把四川茶叶运到恰克图和尼布楚边陲小镇的商人那里买茶，最终这些山区产品会被装进美国、爱尔兰、俄国、英国及全世界人民的瓷茶壶、银质茶具和俄式茶壶里。
茶叶贸易（来源：皮博迪博物馆）
咱们回到18世纪的云南去看一看，这里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营利的重要方式。普洱茶出口的真正兴盛始于18世纪，当时清朝的雍正皇帝重新起用主张扩张的边吏。鄂尔泰是一位满族官员，于1727年进入云南南部，1732年在镇压当地土著与新移民之间的一次械斗之后，于当地设立了普洱厅。为了支持军队扩张，他要求盐井上税，控制茶叶生产，命令所有商人在思茅镇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上买卖茶叶。
但是政府的强行管制激起了当地的抵抗。1732年，傣族的贵族们反对清朝官员对茶叶作物征收的高额赋税，组织起来帮助一位声称不死的和尚攻击清朝军队。他们把思茅镇包围了90天，直到包围被解除。他们的反抗迫使清朝部队从山区局部后退。鄂尔泰的继任者总结道，让当地精英去管理，减少税收、撤回驻军会更有效率。
茶产业在18世纪清政府宽松的管理和当地精英自治的情况下蓬勃发展。战争和贸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催化剂，1767年与缅甸的战争吸引了更多的军队以及提供军需的商人，密集种植的茶园取代了野生的灌木丛，思茅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城镇，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部和东南亚的商人。它一开始是军队聚集的小镇，但是到1850年，5万人口中平民百姓占了绝大部分。18世纪早期商队每年把6000至7000骡匹（或一百多万磅）的茶叶从山区运到缅甸、暹罗和中国内地及西藏地区，这个数字到19世纪末成倍地增长。
许多商队的商人和赶骡人是回民，他们自13世纪起就生活在云南，并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非汉民族建立了独立的网络。在生产环节，当地土著在田野采茶，傣族贵族则作为中间人把产品卖给汉族商人，汉族商人主导长距离的贸易。茶叶只是西南山区之间“密集网络”（thickening web）的一部分，从缅甸进口的棉花大大增加，用来与云南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盐交易。
清代思茅厅（来源：《大清帝国全图》，光绪三十一年刊本）
尽管茶叶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比毛皮或者鱼类更持久的资源，但是它也会随着全球竞争及贸易路线的变化呈现兴衰的周期。19世纪中叶， 1856年到1873年的杜文秀起义打断了这个地区的贸易联系。然而，此时所有中国茶叶的生产也面临来自英国在阿萨姆邦和锡兰的茶园的全球性竞争，因此，他们丧失了主导全球大市场的机会，到20世纪，云南生产的出口茶叶已经很少了。
茶叶的故事在19世纪换到了别的地方，尤其是福建北部的山区和广东的出口城市。这个把偏僻山区的茶叶种植与满足英美消费者的口腹之需联系起来的全球供应链是另一个令人兴奋、广为人知的故事，但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印度茶园生产的红茶价格低廉，严重损害了福建的茶业。
20世纪60年代，云南的茶业开始复苏，中国其他地区茶叶的生产也一样。2004年至2005年中国的茶叶出口总量首次超过了印度。不仅产量增加了，一些品种也获得世界一流的称誉。中国仍然努力出口大量低价红茶，品质虽然有待提高，但是随着国内消费者现在不断成熟，对绿茶的质量和专门市场提出严格管控的要求。
再次兴盛于全球市场的中国茶叶中，普洱茶只占了很小的份额。但即便这样，它的文化意义也比经济意义重要。普洱的名声再次显示茶叶是衡量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有用的指标。它的加工方法始自11世纪，是中国山区的地方产品，只有一小部分西方人习惯其口味。然而，作为国际性产品，它说明中国有能力为国内市场和全球的亚洲超市生产高品质的外来消费品。所以，当我们思考中国在世界商品链中的古今地位时，普洱茶是一种值得考量的很好的饮品。
鱼的故事：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斗争
日本机械化拖网渔船的入侵迫使国民政府介入争议海域的管理，但是国民政府也想让日本支持关税自治，解除19世纪中国战败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它没有声称三英里界限之外的主权。那些想要限制日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政府官员为了保护当地渔民与那些想要依靠日本关税的官员之间展开了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东北之后，反抗日本入侵的民族主义更加强大，但是二者仍未达成坚定的团结。
就20世纪与国际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商品的例子，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发生在近代上海附近海域中的渔权冲突。海洋环境与森林和山区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海盗和航行的船员与生活在不同国家边界附近的边疆人民十分相似，他们都会改变效忠对象、具有多重文化的属性，过着不安稳的生活。至少从15世纪开始，海盗与不法交易者就开始活跃在中国沿海一带。这三种环境中的资源不固定或不可持续，产权无法保证，这就导致了“公地悲剧”的悖论。由于缺乏约束而过度开发，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对像鱼类这种流动的资源制定规章制度尤其困难，因为它们很难统计，而且海域的界定也经常充满争议。此外，就像茶叶和毛皮的例子中所显示的，19世纪国界变得重要起来，尤其在中日之间，日本此时向东亚海域扩张，中国则努力维护主权。
渔权也引发了对技术变迁的控制、民族主义的觉醒等其他问题。新的捕鱼手段由于威胁到鱼类的供应，也导致中国国民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以及中日之间的冲突。新政府为了统一中国与各地军阀作战，直到1927年才部分统一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正在亚洲扩张，1895年强行占领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之后，它通过资助军阀政府的方式推进其在中国北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在中国沿海，则持续扩大对当地经济和政府的影响。国民政府在保卫疆土和维护经济方面只能作无效的抵抗，甚至在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地区之后也是一样。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李伯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
但是中国沿海的渔民在面对政治层面干扰的同时，也得面对自身特有的可持续性的难题。传统的行会针对公共资源制定规章制度的行为在中国确实存在。中国渔民把相关规章制度——包括禁止过度捕鱼、对私藏不合规的渔网以及导致冲突的行为处以罚金——刻在庙里，据此解决公共物产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行会的力量很弱，经常受到挑战，到20世纪它们基本丧失效力。
20世纪30年代，一种使用新型竹笼捕捞墨鱼的技术向北传播到了江苏、浙江沿海的渔场，因为这种技术投资少，捕鱼多，取代了旧式的渔网捕鱼法。越来越多因洪水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迁移到墨鱼场。这种用笼捕鱼的方法极大地减少了墨鱼的贮量，用网捕鱼的渔民要求政府禁止竹笼捕鱼。
1932年发生的墨鱼械斗使得新移民与当地的渔民之间反目成仇。当地政府禁止竹笼捕鱼，导致海盗和走私的出现。于是禁令被推翻，在两省都发生了竹笼捕鱼的渔民与用网捕鱼的渔民之间的武装械斗。国民政府拒绝或者无法介入。这个例子揭示出国民政府的虚弱、当地持续的动荡，以及缺乏明确的地方边界和安全的基层控制。边疆并未从这个地区消失。
日本机械化拖网渔船的入侵迫使国民政府介入争议海域的管理，但是国民政府也想让日本支持关税自治，解除19世纪中国战败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它没有声称三英里界限之外的主权。那些想要限制日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政府官员为了保护当地渔民与那些想要依靠日本关税的官员之间展开了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东北之后，反抗日本入侵的民族主义更加强大，但是二者仍未达成坚定的团结。
捕鱼的例子充分显示了它与全球贸易中毛皮和茶叶的许多相似性，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竞争，边界地区的人民在有争议的地区努力谋生，以及决定资源供应的地方生态在加深政治与社会冲突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等。
结论：山区、森林及海洋贸易中共享的元素
毛皮、茶叶和鱼群来自三个明显不同的生态区域：森林、山区和沿海地带，但是这些地区具有几个共同点：它们是脆弱的生态区、疏于管理的边疆地带，并与全球保持联系。西伯利亚与中国南方的山区以及海疆一样，是另一种类型的赞米亚地区，并为逃逸的农民、逃兵以及身份不断变化的移动的游牧部落人民提供庇护场所。政府和市场代理商向这些地区渗透，以寻求资源，把这些地区与官僚系统和经济网络联系起来，同时也取消了当地人民的自治权，把他们变成了更大交流系统中被奴役或者是被雇用的劳动力。尽管斯科特认为，直到20世纪后半叶赞米亚地区的人民才丧失了他们的自治权，但是，多数情况下，很多地区的人群在更早的18世纪和19世纪就已经如此了。
在每个地方，脆弱的生态更易推动扩张，随着动物的消耗、鱼群的消失，政府和商人向更加遥远的边疆地区推进，即便茶树是一种比动物和鱼类更加可持续的资源，但是茶产业也会随着全球和地方经济力量变化而呈现繁荣或衰退的周期，山区土地因此被破坏或者得到修复。
这三个地区都是帝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场所，或因战争，或因谈判，或因全球的竞争。北美和俄国的毛皮竞争改变了两个大陆，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叶的竞争，以及日本对东海的干涉一样。以美国、北欧、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消费需求，也会影响偏僻山区、森林和海洋的生产决策。
环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它引领我们思考国界之外的问题。如果我们跟随鱼群、茶叶、毛皮和其他商品穿越政治和生态的界限，我们会发现许多政治、环境和经济之间互相作用的让人着迷的故事。
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
[美] 濮德培 著 韩昭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8
ISBN: 9787108061942 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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